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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　　第四是日本、菲律宾与中国互动以及各自国内的变数。众所周知，日本和菲律宾的最大贸易伙伴都是中国，日本和中国的贸易额，等于日美贸易额的两倍。所以，它们都在和美国做各种“秀恩爱”动作的同时，反复表明不希望影响与中国合作的态度。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，反映了一种政治经济利益结构极不平衡、需要调整的“病态”。最近王毅外长即将到印尼等东盟国家访问，必将推动中国与东盟关系发展，一边是与中国合作的阳关道，一边是与中国对立的独木桥，各方会如何选择呢？！

　　　　其证供显示，2020年5月，英国反华政客、保守党人权委员会委员裴伦德（Luke de Pulford）在筹组反华组织“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”（IPAC）时，曾联络黎智英介绍有关情况并要求其协助宣传。

　　

　　《生态保护补偿条例》6月1日起施行

　　生态保护补偿机制进入法治化新阶段

　　本报北京5月17日讯(记者潘卓然)国新办17日举行政策例行吹风会，介绍《生态保护补偿条例》有关情况。作为我国生态保护补偿领域首部法律法规，《条例》将于6月1日起施行，标志着生态保护补偿机制进入法治化新阶段。

　　国家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郭兰峰表示，《条例》以补偿为纽带、以激励为手段，坚持生态富民、生态利民、生态为民，搭建起生态受益者和保护者之间的利益分享机制，让当地老百姓保护生态有益可得，激发全社会呵护生态环境的内生动力，将保护生态环境转化为全体人民的共同行动。

　　《条例》有利于推动改善生态环境、推进区域间合作、推动生态保护主体的正向激励。郭兰峰表示，此前相关部门密集出台的一系列生态保护补偿政策措施效力不足，新出台的《条例》更具稳定性，能够让参与生态保护主体的预期稳定下来。《条例》还探索形成了“成本共担、效益共享、合作共治”的流域治理新格局，有利于提升各地区的主体功能，促进经济、社会公共服务等其他方面的合作。

　　生态保护补偿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。近年来，我国政府通过多种方式，加大对生态保护主体、生态保护重点地区的支持力度，补偿资金规模逐年增长。国家发展改革委地区振兴司负责人王心同表示，《条例》的出台从立法层面进一步明确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投入责任，提出了引导社会主体参与的方式。

　　在稳定中央财政投入方面，《条例》在现有的分类补偿方式基础上，明确了国家加大补偿资金投入力度，逐步扩大补偿实施范围，合理提高补偿标准。在鼓励地方政府加大投入方面，《条例》明确了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可以结合本地区实际建立分类补偿机制，加大生态保护投入力度。在调动社会主体参与积极性方面，《条例》提出了社会主体参与生态保护补偿的多种方式，包括建立健全碳排放权等交易机制，推动交易市场建设；发展生态产业，建立可持续的发展惠益分享机制等。

　　《条例》提到要建立生态保护补偿统计体系。国家统计局能源统计司司长胡汉舟表示，统计指标体系的设立既要考虑科学性、合理性，还要考虑可比性和统计数据的可获得性。通过开展专题调研和课题研究，国家统计局联合发改委、财政部共同在国内首次印发了《生态保护统计指标体系》，共设了32个监测指标，重点反映生态保护补偿总体水平，以及各类型的补偿规模、补偿的综合成效。

　　中央财政在生态保护补偿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能。《条例》提出，国家通过转移支付等方式，对开展生态保护的单位和个人予以纵向补偿。财政部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司负责人邸东辉表示，财政部同步推进综合补偿和分类补偿。综合补偿主要是通过设立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，引导地方加强生态环境保护，支持生态环境重要地区从整体上提升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保障能力。分类补偿方面，主要是通过中央财政一系列转移支付资金，对森林、草原、湿地、荒漠、海洋、水流等生态要素开展保护的单位和个人进行补偿。

　　邸东辉表示，下一步，中央财政将继续完善对生态保护的财政纵向补偿政策，推动构建稳定的生态保护补偿资金投入机制，提升生态保护重点区域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，不断提高生态保护整体效益。(经济日报) 【编辑:陈海峰】

　　　　他和多名寻亲家长去了河源市紫金县水墩镇。因为张维平曾交代，这里曾是梅姨住过的地方，也是“梅姨案”9个被拐儿童中8人被卖往的地点。

　　　　有记者提问，据报道，28日，日本正式通过2024年年度预算，其中防卫费达到了7.95万亿日元，约合人民币4100亿元，同比增长达16.9%，创下了历史新高。中方对此有何评论？